从“行长任命”看金融人事“新逻辑”

2019-09-26 作者:财经众议院 老记 来源:连接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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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最近一两年,银行行长奇缺,一些金融高管被左右腾挪,七个锅盖八口锅,总显得“不够用”。



图片来自123RF

 

923日,空缺一年之久的农行行长终于“名花有主”,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行长张青松走马上任,爆了个冷门。

 

近年行长的任命思路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,升迁逻辑上貌似出现了混乱,但实际上,在纷繁复杂的任命书背后,仍可清晰看出内在的用人思路与逻辑,确实与过去不同,而是进入了“新常态”。

 

01 由正职到正职

 

此次张青松由进出口银行行长位置上就任农行行长,属于平级调动,也是正职到正职的调动,尽管其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仅一年。而三年之前,他还是中国银行支付清算部总经理,在行长的位置上资历尚浅。

 

行长资历浅,并不妨碍其执掌22万亿资产的农业银行,原因是由正职到正职,这样的任命逻辑日渐清晰。

 

此次任命之前,业界一度传出多个人选,包括老农行、现任中国光大集团监事长朱洪波,但最终没有传言成真。

 

由行长到行长,由董事长到董事长,或者由行长升任董事长,这样的任命已经变成常规动作。

 

而由副行长提升行长,则属个案,要在第二个层次的逻辑思路上考虑。

 

尽管监事长也是正职,属三家马车之一,但监事长转成行长或者董事长的案例不属常态,近年只有零星案例,一般是大机构的监事长到略小的机构出任行长或者董事长,像工行监事长钱文辉出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,交通银行监事长宋曙光出任中国信保董事长等。

 

此前,工行董事长易会满离职形成的空缺,由中行董事长陈四清接任;中行行长刘连舸接任董事长,也是遵循正职到正职的逻辑。

 

当然,这条逻辑也有例外,同为国有大行的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,调任交通银行出任副行长,而交行的资产规模还略小于邮储。

 

现任工行行长谷澍的升迁逻辑在现在看来也并不常见。他由工行副行长直接升任行长,而且他一直在工行系统工作,还一度从工行董秘位置上出任工行山东分行行长。

 

02 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交流频繁

 

此次张青松就任农行行长,也再次证明了一个趋势——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高管的人事交流更加频繁。

 

张青松在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之间已经两度跨越——20167月由中行副行长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,而现在又“归去来兮”,再次回归国有商业银行。

 

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两年时间内已经输送了两位国有大行的行长,成为金融高管的“福地”。

 

除了此次张青松,20186月,刘连舸从进出口银行行长位置上出任中国银行行长,一年之后接任中行董事长。

 

20189月农行行长赵欢出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,20181月工行监事长钱文挥出任农发行行长,则表明这两类银行机构的藩篱早已不复存在。

 

更早的案例是,交行董事长胡怀邦出任国开行董事长,国开行行长蒋超良出任农行董事长。

 

现在国有大行的副手也有不少在政策性银行有过经历,像农行现任副行长蔡东,就曾担任国开行副行长;交行新任副行长殷久勇,曾任农发行副行长。

 

03 小行与大行频繁互调

 

银行之间规模有差异,同为四大国有银行,工行体量最大(27万亿),其次是建行(23万亿)、农行(22万亿)和中行(21万亿)。

 

人事任命还有一条常规的明显逻辑,就是由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通常像资产规模大的银行输送人才。

 

工行是“宇宙行”,其董事长也最为显得“位高权重”,比如,中行董事长陈四清出任工行董事长,就显得是受到“重用”。

 

20177月,中行董事长田国立出任建行董事长,也与此情况类似。

 

有意思的是,证监会主席大多从国有大行董事长中产生,这是由副部到正部的一次飞跃,但这并不是按四大行资产排序而提拔的。

 

随着今年工行董事长易会满出任新一任证监会主席,四大行都产生过证监会主席。

 

“小行”中,光大银行是金融高管的福地。

 

20161月,张金良从中行副行长位置上调任光大集团担任光大银行行长,两年之后又调任中国邮政集团,出任邮储银行董事长,正式掌舵中国第五大国有银行

 

而张金良在光大银行的前任赵欢,由建行副行长出任光大银行行长,两年后出任农行行长,再过两年担任国开行董事长。

 

而与光大银行类似的中信银行,则没有为大行输送更多人才。

 

从十几年前的行长窦建中,历经陈小宪、朱小黄,大多止步于这个职位,而刚辞任中信银行行长仅半年的孙德顺,则在今年9月中旬“失联”。

 

04 金融副省长加剧高管稀缺

 

银行行长稀缺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副省长不断上任。9月中旬,随着工行副行长谭炯赴任贵州,工行副行长仅剩一人。

 

据统计,现有13名金融副省长(含省政府党组成员),其中,天津市副市长康义、山东省副省长刘强、江苏省副省长王江、四川省副省长李云泽、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、辽宁省副省长张立林、山西省政府党组成员吴伟、贵州省政府党组成员谭炯等8名都是从国有大行副行长任上调任。

 

国有大行走出8位副行长,使本来就稀缺的银行高管显得更加稀少。

 

值得关注的是,这些走出的副行长,大多是“异地”提拔,即由一家银行的中层提拔为另一家银行的副行长。

 

以此次谭炯为例,他就是在中行广东分行行长的位置上被提拔到工行副行长,这种“异地”提拔已成为大多数金融副省长的常规路线。

 

现在,银行高管仍严重缺位,中行行长尚未定论,进出口银行又空缺了行长,工行等大行尚缺多位副行长,交行的董事长和邮储银行的行长仍待明确……新的任命也将继续验证着金融人事的新逻辑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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